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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经频道新一轮基建投资热的背后 是补短板还是

  新一轮基建投资热的背后

  补短板还是稳预期?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贺斌

 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,投资再次一马当先。

  近日,全国多个省市发布了2020年重大投资项目,截至3月8日,全国有23个省市已公布2020年省内重点项目投资计划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梳理发现,20个已公布计划投资额的省市投资计划逾44万亿元。

  从历史经验看,基建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选择之一,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、2003年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,中国都采取了大规模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应对。

  资本市场很快就有了反应,以水泥、钢铁为代表的板块出现大涨,似乎印证着基建投资的作用。

  此次各地投资计划的发布正逢暴发时期,尽管除湖北以外,各地已开始分区分级推进复工,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未可知。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,各地“不约而同”将基建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,究竟是思维惯性还是精准施策?

  值得担忧的是,这几年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政策,各地财力吃紧,财政减收,偿债压力巨大,特别是当年4万亿引发的重复建设和隐性债务等问题至今还未完全化解,现在拿出十数倍于当年的投资计划,背后的逻辑是什么?钱从哪儿来?如何避免重蹈覆辙、引发更大的风险?

 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看来,和4万亿的时期相比,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大不相同。2008年,全球的贸易市场是的,当时的判断是即使供过于求,也可以通过外部市场消化掉。而现在,面对产能过剩,加上贸易和需求的萎缩,以及叠加的风险,对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出更高要求,因此,重复投资应该是小概率事件。

  3月4日,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,加快5G网络、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。此消息一出,“新基建”旋即引来各方关注和解读。

  传统基建是指铁、公、桥梁、水利工程等大建筑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铁公基”。而“新基建”则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,涵盖5G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。

  腾讯较早提出的“产业互联网”概念,实际上就包含了大数据、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,可以说为“新基建”打下了数字基础建设,而下产业互联网的爆发正迎合“新基建”的窗口期。

  在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看来,2003年带动了第一波PC互联网的加速,而2020年的新冠则加速了产业互联网的发展。

  从“铁公基”到“新基建”

  “在中国城镇化进入高峰时期和供给侧结构性进程中,这一轮的基建热背后,主要是为了满足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的现实需求。”赵全厚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2018年10月31日,办公厅发布《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》,提出要着力补齐铁、公、水运、机场、水利、能源、农业农村、生态环保、公共服务、城乡基础设施、棚户区等领域短板,加快推进已纳入规划的重大项目。

  “尽管这几年我们的基建范围在不断微调,但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,‘铁公基’依然是排在最前面的几项,说明从长远来看,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,基础设施补短板仍是一项重要内容。”赵全厚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。

  就在去年12月26日的全国交通运输部工作会议上,交通运输部披露2020年将完成铁投资8000亿元,公水投资1.8万亿元,民航投资900亿元。也就是说,今年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主的“铁公基”建设就将投资近2.7万亿元。

  在目前公布投资计划的省市中,广东投资总额最大,1230个项目共投资5.9万亿元;其次是云南,525个项目共投资5万亿元。紧随其后的是四川和重庆,分别为4.4万亿元和4.38万亿元。接下来是福建、陕西和河南,分别是3.84万亿元、3.38万亿元和3.2万亿元。

  可以看出,部地区投资积极性较高,数额也巨大,而且传统基建项目占比较大。比如在重庆的《城市提升行动计划》中,建设交通、市政、水利、生态环保、能源、通信等项目占计划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。

  赵全厚,一些投资的主要领域,如交通领域向部倾斜是逐步实现的。在人口稠密度的东部地区或者大城市周边,交通基础设施已经饱和,顶多只能做一些边际性的投资,比如新建第二机场,而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,从“十二五”时期开始,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向部延伸,以此加强人员的流动,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人流、物流、货流的均衡化。

  “明显可以看到,交通领域无论是投资的力度,还是投资的密度,都在补短板,呈现出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延伸的过程。”赵全厚说。

  值得关注的是,在这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中,以5G基建、特高压(电力)物联网、高铁(轨道交通)、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、云计算和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“新基建”也在投资中崭露头角,格外引发关注。财经频道

  实际上,新基建并非全新的概念,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,就曾强调要加快“城际交通、物流、市政基础设施,以及5G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”;在2019年工作报告中,又将“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”列入新基建范畴。

  发生后,更是加快对新基建的部署,就在近一个月内,已4次召开会议部署“新基建”。特别是3月4日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“新基建”项目后,多个省市随即公布了2020年重大投资项目计划,在一些详细的项目安排中,不乏“新基建”的身影。

  用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的话说,未来“新”一轮基建主要应有四“新”,即新的地区、新的主体、新的方式、新的领域。要在补齐铁、公、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,大力发展5G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、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,以创新稳增长。

  这次还出公共基础设施的短板,即使在这样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,医疗资源配置和公共应急能力依然不足。因此,公共基础设施补短板也成为此轮投资的重点。

  比如山东就在现有项目推进的基础上,聚焦公共服务、治理、产业生态、基础设施等四个重点领域,突出公共卫生、公共安全、应急体系、应急物资储备、网络安全保障、农村人居整治、应急供水保障、疫苗研发生产、医疗物资产业链建设和基础设施保障,提出274个重点项目,总投资8922亿元。

  钱从哪儿来?

  然而,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,钱从哪儿来?

  2008年11月,为应对金融危机,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,到2010年底大约新增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;而2008年,全国一般预算收入超过6万亿元。

  据有关负责人后来介绍,在4万亿元投资中,新增投资共11800亿元,主要来自预算内投资、性基金、财政公共投资,以及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。投资28200亿元,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、财政代发地方债券、政策性贷款、企业()债券和中期、银行贷款以及吸引民间投资等。

  从后来的效果来看,那时候的金融监管还存在一些缺陷,影子银行、地方投平台乱象横生,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和债务风险,至今尚未化解。由于配套资金没有到位,4万亿的政策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。

  有了,在各省纷纷公布投资计划之后,一些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。毕竟,财政部数据显示,2019年,全国一般预算收入19.04万亿元,投资额度已远远超出财政收入,随着近年来大力推进减税降费,各地均面临财力紧张的局面,如何完成44万亿元甚至更多的投资?

  “无非几种老办法,除了举债,就是PPP。但是地方债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。”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,地方举债有额度,无法满足投资需求,而专项债又了指定用途,地方积极性不高。从一些省市的情况来看,还存在借了专项债后,由于并没有那么多项目,出现资金搁置的情况,造成了资源的浪费。

  即使成功,未来也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。投资的项目多是投资额大、回报率低的项目,债务到期后,难以依靠项目盈利来偿债,无形中加大了未来的债务风险。

  而PPP也存在着潜在风险,很多项目成为隐性债务,而上个4万亿以后,为中国留下了多大规模的隐性债务,至今尚未理清。

  基建先行,市场紧跟

  实际上,近年来由于金融去杠杆导致信用收缩,来源资金收紧,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09年创下30.1%高点后,出现持续下行,201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5.4%,为十年来新低。

  与之相应,中国基建增速和经济增速也连续下滑,2018年,中国基建投资增速从上一年的19%降至3.8%。而据国家最新数据,2019年中国基建投资仍维持3.8%的增速,增长乏力,其原因包括PPP项目清理、资管新规导致非标渠道收紧、地方债发行(城投债)收紧与信用市场波动等。

  “我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,进入到中速发展的阶段,如何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,成为大家对高质量发展的期待之一。”乔宝云打了个比方,正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,如果贸然停下来,肯定会有更大的风险。因此,如何保持一定的增速,对于地方而言,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需要寻找新的动能,这对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地方而言,自然不在话下,而对于市场经济相对较弱的地方而言,还需要在短期内发挥替代作用。

  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决胜之年,在本该大干快上的时刻,从而整个决策也发生了改变。在乔宝云看来,4万亿也好,44万亿也罢,看似偶然的背后,是短期波动和趋势之间的关系。这些年的减税降费,三去一降一补都是供给侧结构性的重要内容,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趋势。“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波动,而投入过多精力,否则,真正的趋势性问题就会被。”

  从决策层面,选择投资拉动而非消费、贸易拉动,也并非偶然。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,外贸的实现依赖国际经济大,不确定因素较多,而消费的实现依赖于两个前提,一是老百姓有足够的钱,二是老百姓有了钱后不是拿来储蓄,而是用于消费。这两点的前提是,老百姓要有好的就业。

  在此次发生后,各地纷纷启动一级响应机制,通过封城和隔离,防止的蔓延。但整个经济也由此按下暂停键,人员阻隔,物流不畅,企业迟迟无法复工,订单的压力,现金流的压力,防疫的压力,让企业复工变得困难重重,秩序难以恢复,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冲击,对就业也产生不好的影响。在乔宝云看来,目前这一阶段,经济增速并非最重要的,关键在于就业,这是实现稳定的重要因素。

  随着逐步得到控制,在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,应如衡,将损失减到最小?赵全厚认为,现阶段,全国大部分省市都应将工作重心放到恢复经济秩序中来,而投资可以起到稳定预期,传递信心,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的作用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适当地加大债券发行,扩大基建也是可行的方法。

  “风险一定有,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,财政必须承担这些风险。”赵全厚认为,这两年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,加上中美贸易冲突和的影响,整个中国亟须尽快复工复产,稳定就业,就需要适度加大公共投资,尤其加大补短板方面的投资,从逆周期调整稳定预期,从而带动上下游企业跟进投资。

  随着的项目在全国落地开花,一些诸如物流等环节也随之疏通,为企业带来便利。而加大投资后,最终也会给老百姓留下一些公共领域的财产。

  在这一过程中,财政只需控制投资的节奏,避免一次性过高投入带来的风险。据赵全厚介绍,投资项目,有些需要审批,有些只需报备,地方可自行决定。因此,尽管公布的投资项目都会进入项目库,但并非所有项目都能在一两年内落地。

  最终落地的,一定是有资金保障的项目。更多的项目,可能会在编制“十四五”规划中体现,向传递的积极信和稳定预期。

  这些年高速发展的城镇化,地方积累了大量的债务,风险趋紧。再加上造成的原材料供应、人流、物流的,财经频道不可能年内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项目上去。因此,赵全厚预估,今年预算内和地方的财政投入,包括增加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额度,加上PPP,今年各地总的投资额,财经频道以万亿为单位,不会到10万亿,预计在6万亿-7万亿元左右,期望以此来稳定和带动市场预期好转,带动投资跟进。

  “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必须匹配,在特殊时期,基建可以先走一步,但不能先走十步,那样就跟不上了。”乔宝云表示,在这个时候,和市场就会产生两种关系,一种是基建先行,市场紧跟,两者相互成长,相互支撑;另一种则是将本该是市场的功能挤占了。“比如目前要稳就业,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,但随后就应腾出手让市场跟上,这样才是健康的关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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